新一輪產業革命和技術變革，以數字技術為代表，正在全面影響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也深刻推動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必須抓住信息技術革命帶來的機遇，充分發揮科技對社會治理的支撐作用，將數字技術融入社會治理全過程，提升在不同情況下的社會治理能力，以保持社會穩定并維護國家安全。

社會治理對數字技術的需求更加迫切。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的關鍵在于體制創新，核心在于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新時代的社會治理必須根據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深刻理解社會治理的新內涵，處理好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

從外部環境來看，我們面臨著日益增加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全球疫情大流行不僅對經濟全球化帶來巨大沖擊，也給社會治理帶來了巨大挑戰。此外，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價值取向日趨多元化，利益訴求更加多樣，傳統的社會治理模式越來越難以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因此，如何在不確定中尋找確定性，就需要借助數字技術來提升社會治理能力。

從組織形態來看，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線上線下的融合滲透、多樣化的社區居住特征正在逐步凸顯，社群組織在物理和虛擬空間之間的交互也更加頻繁。從傳統的單位制、街居制向社區制的轉變，使得新型組織形態下的利益協同變得更加困難。在復雜的網絡中尋找利益共同點，需要借助數字技術為社會治理主體提供支持。

從資源配置來看，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需要突出多方共同參與，但參與的基礎條件發生了變化。除了人力、物力、財力，數據成為關鍵的資源要素。例如，在疫情期間，一些社區通過運用大數據和網格化管理方式，充分利用數字化手段來提升防控效率。在當前和今后的時期，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下提高運轉效率，需要借助數字技術更好地整合治理主體。

數字技術支撐社會治理的主要方式包括構建基于“一張網”的社會治理平臺，依托數字技術助推社會治理賦權，通過軌跡追蹤將社會風險關口前移，以及在突發事件應對中實現精準治理。從已有的實踐看，數字技術對社會治理的支撐主要體現在內在機制的優化和外在手段的創新，但其實質仍然是通過數據共享和數據驅動來促進治理模式的變革，并推動數字技術在更廣泛范圍的應用。

然而，盡管數字技術為社會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我們也不能忽視技術介入治理可能帶來的新風險和治理困境。例如，信息技術的高度互聯為個體提供了不在場行動的可能性，傳統的屬地治理方式不再有效；此外，數據安全、隱私保護和責任認定等方面的制度規范仍然不健全，可能帶來新的治理風險。因此，在加快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我們要客觀理性地看待數字技術參與社會治理的利弊，堅持技術應用與制度保障的并重。

在數字技術參與治理過程中，應堅持政府監管與平臺自律并重。政府通過開放數據強化數字技術對社會治理的賦能，同時加強監管以維護公共利益、增進社會福祉，最終實現共建共治的目標。平臺企業則應通過改進技術工具進一步降低倫理風險，同時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