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關于金融科技創新與發展的討論似乎又到了一個窗口期。首先是各方對基本概念又產生了一些爭議和誤讀。一方面，在央行金融科技“三年規劃”逐漸收尾之際，各方逐漸接受了金融穩定理事會（FSB）作出的定義，即金融科技是指技術帶來的金融創新，它能創造新的業務模式、應用、流程或產品，從而對金融市場、金融機構或者金融服務的提供方式造成重大影響。另一方面，對于互聯網金融的整頓與反思，又使得某些偏頗的認識甚囂塵上，例如，認為金融科技就是指“BigTech進入金融業”，或者“沒什么新東西”，是“給金融機構做技術服務”，又或者是“非持牌企業想做金融”。

對此，我們認為從功能來看，幾乎所有的金融業務都離不開新技術的影響和沖擊；而就從業主體來看，大概最需要關注的就是四個方面：一是持牌金融機構的數字化轉型，包括戰略、組織、產品與業務、風控等各方面；二是BigTech如何更加合規地開展技術與金融的創新；三是純技術或互聯網企業在新形勢上如何與持牌金融機構更合規、高效地合作，這既非過去金融機構技術外包的傳統范疇，也不能任由技術或互聯網企業“越界”而承擔銀行應有職責；四是數據、征信、基礎技術、金融標準等金融科技市場設施的運營。只有厘清所關注的重點問題，才能避免金融科技創新中的概念混淆與“雞同鴨講”。

其次，新形勢下的金融科技創新需把握好價值與安全的平衡。所謂價值，既強調能否提升金融運行的效率與效益，更需要體現金融科技的經濟社會價值，如就前期已入圍的“監管沙盒”項目看，多數都聚焦于：著力提升便民惠民服務能力、紓解小微企業融資困局、助力賦能鄉村振興戰略、進一步延伸金融服務范圍等。所謂安全，則是指金融科技的創新，在系統性風險層面不應該增加負面因素沖擊，而是應該有助于緩解現有矛盾；在非系統性風險層面，則應有助于利用新技術更好地進行風險管理與分散。

最后，金融科技創新不能只“叫好不叫座”，這就需要真正探索落地場景，并實現商業可持續性。迄今為止，許多的金融科技創新項目或者是“錦上添花”，或者是“PPT價值”，難以在解決場景痛點、風險可控與商業內在價值之間實現平衡。要在此方面有所改觀，或許需要金融科技創新“放下架子”從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點點滴滴”做起，并且更好地融入產業數字化的經濟內在需求。

與金融科技的發展相應，對于金融科技監管也需要處理好四個關系。

第一是功能監管和主體監管的關系。處理好這兩者的關系并不容易。從功能監管角度，一個根本的思路就是穿透金融活動使監管實現一致性，類似的金融業務用同樣的監管原則應對。由此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對數字化的金融功能實質進行穿透。一方面需結合原有金融功能定位，因為可能損害消費者的風險往往產生于監管交叉地帶。如著眼于資金配置（投資、融資）、支付清算、風險管理、信息管理等金融功能，來探究其中的監管難點與金融消費者保護重點。另一方面，所謂主體監管，通俗地說，就是不管數字化給金融功能、金融形態帶來怎樣的影響，如果出現風險和問題，都需找到承擔責任的主體。功能監管和主體監管是必須處理好的，都不能放棄。

第二是宏觀審慎和微觀審慎的關系。宏觀審慎是防范系統性風險需要關注的重大問題，它的核心是識別風險、降低風險、減少風險傳染。在數字金融時代，這一問題變得更加復雜。如果用復雜網絡技術來分析系統性風險傳染，就會發現新金融時代對風險的判斷發生了變化。數字化時代，萬物互聯、信息高速傳遞，不同節點之間快速傳染，就可能產生了新問題。如，即便交易規模不大，但是如果出現風險快速迭代傳染，也會產生一定的動蕩。與之相應，在金融科技領域如何做好微觀審慎同樣也是重中之重。大量領域都需要進一步的業務細分與精細化管理。

金融機構大都被認為是高大上的，但是實際上在很多金融業務運行以及相應的金融監管中，也有許多環節是粗放式的，沒有進行精細化管理。

第三是常規監管和非常規監管的關系。常規監管通過日常性的工作實現包容、穩定、合規等多重目標。常規監管最大的問題是監管部門之間的協調難題。非常規監管如公平競爭與反壟斷、重大風險事件、新業態與模式等，主要面臨的問題則體現在短期因素對監管的影響。尤其在新興金融領域，如Defi（Decentralized Finance，去中心化金融），去年開始落地并在國際上產生重大影響，它有幾個特點：依托智能合約就可以建立借貸關系，沒有主體，資金提供者和借貸方連在一起。這里面也有很多風險，面對這些挑戰應怎么辦？需要我們認真面對和深入探討。

最后是核心監管和輔助監管的關系。核心監管是業務監管、基礎設施監管；輔助監管是依靠多層次機制、環境保障和激勵相容，其在主流監管之外如果能起到有效的補充，則有助于使得整個金融科技監管更具有效率和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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